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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族音樂的現狀與未來——田青研究員講座實錄
2016-04-02 13:14:49 發表 | 來源:天津音樂學院學報

 《天津音樂學院學報》編者按:
 
 天津音樂學院建院五十五周年之際,我們請到了著名音樂學家、宗教音樂專家,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者、推動者,CCTV青年歌手大獎賽“原生態”唱法的開拓者,同時也是天津音樂學院的杰出校友田青研究員。2013年10月31日上午10∶00,田青研究員在圖書信息樓二樓音像廳舉行講座,題目為《中國民族音樂的現狀和未來》。
 
 
 
中國民族音樂的現狀和未來——田青研究員講座實錄
 
  大家好,很高興書記、院長都出席了我的講座,作為校友回到自己的母校,我看到了學校有了新的校區,有了新的發展,尤其是見到了我的老師徐榮坤先生,心里有一種感懷。大家都知道我在這個學校讀了4年書,教了4年書,1973年入學,1977年畢業,1982年離開這里,8年的時間啊,可以說對這個學校充滿感情。剛才院長介紹我的時候,提到CCTV青年歌手大獎賽的原生態唱法,過去的聲樂界被美聲、民族、通俗三分天下,把原生態唱法推介給主流媒體,我確實盡了一份兒力。但是現在想,我之所以做這些事情,都跟我在音樂學院讀書時候有關。剛才講到的徐榮坤老師給我們上的民歌課,到現在仍然記憶猶新,教我們唱河曲民歌的時候,他是一邊唱一邊流眼淚呀。所以我對民歌的感情,應該說是在音樂學院播下的種子。
 
 我看海報上印的標題是《中國音樂的現狀和未來》,但我今天要講的題目叫做《中國民族音樂的現狀和未來》。因為中國音樂的概念著實很大,所以我今天縮小范圍,來講一講與我們傳統音樂有關的,能夠代表我們中華民族音樂的現狀,也想在此基礎上與大家一起展望一下它的未來,也就是中國的民族音樂應該何去何從,音樂教育應該為之做哪些事情。對于中國整個的音樂現狀,大家的看法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從表面上看是空前繁榮,因為從來沒有過主流媒體將這么多的音樂在一個頻道上播放。我還記得我在天津音樂學院作曲系讀書的時候,我們當時要聽音樂,需要用一個很大很沉的開盤機,借磁帶要到北院圖書館樓找老師簽字,廣播電臺除了革命歌曲、樣板戲,沒有任何東西,現在大家都認為是老古董的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樂,對我們那時候的耳朵來講,是一種莫大的享受。那個時候,我們的耳朵,音樂的心靈,都是干涸的。今天你打開電視,尋找好聲音、中國好聲音、浙江好聲音、寧夏好聲音……有那么多的娛樂節目供大家看,似乎很繁榮,但你仔細想想,占據我們的主流媒體中重要位置的這些,實際上基本是娛樂節目,是流行音樂,而我們所講的西方的古典音樂、中國的傳統音樂,僅僅占據了很小、很可憐的一部分。
 
 最近我做了一件事,把我們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恒山道樂”的傳承者們請到了北京,他們就是山西的北岳恒山道樂“李家班”。這個李家班去過歐洲的德國、意大利、英國,去過美國的卡內基音樂廳。但是從來就沒有在中國的舞臺上正式演出過。原因就是對城市人來講,它是土得掉渣的東西,對音樂家來講,他們是民間的、業余的,對世俗的老百姓來講,他們是宗教的,是農村有了白事去吹吹打打的奇怪的道士。為什么這樣一個道樂班能夠被西方的音樂家欣賞,但是在我們國內無人欣賞呢?10月份我請他們到北京,到中央音樂學院,到我們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研究生院,做了兩場學術性的演出,并邀請我的一個好朋友英國著名的音樂學家鐘思第(Stephen·Jones)先生做了演講。他在演出之前專門花一個月時間去了一趟恒山道樂李家班做采風。這個英國人是個中國通,他去山西做采風實行“三同”,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還同喝酒、同抽煙。我希望道樂能夠在北京正式演出,能夠打破在華無人賞識的僵局,所以找到宗教局、文化局……做了很多工作,終于爭取到這個月在北京中山音樂廳舉行公演。因為演出需要經費,所以我和音樂廳最后簽訂的合同就是:“中山音樂廳免費提供場租,演出所有票款均歸音樂廳所有。”我和經理說在國外這場演出十分賣座,我相信能演的特別好,他們音樂廳的經理很高興,也很信任我。但最后幾天他找我哭訴,截止到演出前3天,只賣了37張票。我只能自己掏錢買了200張送人,這就是中國民族音樂的現狀。
 
△恒山道樂
 
 當日演出結束,所有在場的人都叫好!是啊,我們中國現在的樂種越來越少,能夠進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更是屈指可數,他們本色的、高水準的演出是很了不起的!順便說一句,這37張票有30張左右是一批我認識的、熱愛中國文化的在京外國人買的票。后來說起這個事的時候,有人說:“老田,37張票也不容易了,某國家樂團在國家大劇院賣票,一共賣了58張,最后我們緊急提票給各位演員家屬,才能像是開音樂會的觀眾規模,不然演員一上臺看底下坐幾十個人,都沒有演出的動力。”這就是我們的現狀。
 
 如果說繁榮,好像是前所未有的繁榮,好像全中國都在唱歌,都在學音樂,從大城市到窮鄉僻壤,卡拉OK都從來不缺顧客。前一段時間有一個古箏比賽,一個音協負責人稱:全國目前學古箏的人已經超過500萬。有人做過一個統計,現在有5000—6000萬的音樂學童,這個數字相當于德國、法國的人口,也就是說我們中國學音樂的孩子相當于歐洲一個發達國家的人口總量。那么從另一方面看,我們中國有多少所音樂學院?過去是9大音樂學院,而現在幾乎所有綜合類大學,尤其是師范類院校都開了音樂系。前一段時間出現了音樂教育的亂象,一些綜合院校的系都升格為學院,系主任都叫院長,所以他們統計中國有多少所音樂學院時說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700多所。一個國家,有將近6000萬學音樂的孩子,有700所音樂學院,打開電視50多個頻道都在唱歌,再加上媒體不斷播報的消息,某某團,某某人又到了金色大廳演出,走向了世界。但是仔細想一想,音樂的大發展大繁榮只是表面而已,而在表面繁榮的背后,有很多的隱憂,有很多值得我們思考的東西。
 
 一個民族的音樂文化的水平,首先應該看什么,是不是一個國家人人唱卡拉OK,就代表一個國家的音樂文化水平一定是高的?普及當然是必要的,但是畢竟我們中國音樂的傳統和中國對待音樂的要求是很多國家不能比擬的。我們中國古時被稱作禮樂之邦,一個禮,一個樂,應該說是中華民族為世界文化做出的偉大貢獻。在公元前4、5世紀的時候,中國就已經有了禮樂的制度,那時候的賢人把樂和禮結合起來,認為這就是讓一個社會和諧、發展的最有效的工具。所謂“禮別異,樂和同”,就是社會一定有各種矛盾,禮和樂就是調和這種矛盾的手段。樂強調的是大家同的一面,一起唱、一起聽音樂,用音樂來拉近人們之間的距離。但是每個人都來唱,秩序上便會出問題。比如現在中外一些年輕人的音樂節就出現了類似的問題,一唱起來、一“High”起來,加上搖頭丸、冰毒再加上隨地方便,所以最后都以警察進場清理為收尾。如果要避免這種情況就要有禮,禮就是讓人和人有區別,要有身份感,學生要尊敬師長,兒子要尊敬父親。但是要把“禮樂”兩個字提煉出來,就是我們中國的文化。所以一個禮樂之邦,如果僅僅看這些流行音樂,是絕對不足以代表我們中國的民族文化的。
 
 除了流行音樂,近些年我們的專業音樂教育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現了以郎朗、李云迪為代表的中國青年音樂家在國際聲樂、器樂比賽中屢屢獲獎,世界性的管弦樂團中來自大陸的黃面孔也越來越多,但是他們獲得成功,是不是就代表中國的音樂獲得了成功呢?
 
 中國著名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費孝通最后留下了四句話,成為他一生中代表性的語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他的四句話,我認為是非常有道理的,而這第一句話,就是講所有各個民族的文化要各美其美,就是每個人,每個地區,每個民族,每個國家應該彰顯自己獨特的美。我今天早晨起來跟院長提要求要吃“鍋巴菜”。為什么我要吃鍋巴菜,這不僅僅是一種懷舊,也不僅僅是個人的口味和審美,原因是我在天津生活過,跟鍋巴菜有感情,而且只有天津才有鍋巴菜。我到天津來去吃北京的小吃,豈不是莫名其妙嗎?也許天津人覺的鍋巴菜很無所謂,但是對我來講,離開天津幾十年,鍋巴菜就是我魂牽夢繞的東西。你喜歡聽什么音樂,喜歡吃什么東西,在兩歲以前就決定了,所以這個麥當勞啊、肯德基啊已經把下一代的口味從根上改變了,他們不愛吃鍋巴菜,我是最后一代鍋巴菜的愛好者。
 
 小到一個小吃,大到文化,都代表了一個地方的特色。那么天津的文化是什么,身邊有什么代表天津文化的?過去起碼有馬三立吧?起碼天津的曲藝是最好的吧?京劇的角兒在北京唱火了還不夠,還得到天津來,得天津觀眾認為好才叫好。天津過去有十番,有京韻大鼓,有楊柳青年畫,可是現在我們天津能拿出多少代表我們天津特色的東西呢?我曾經給一本書寫序,講楊柳青年畫的時候,我說楊柳青的文化在天津文化里的地位是什么呢,沒有楊柳青的年畫,天津的文化就是殖民地文化,有了楊柳青年畫,有了京韻大鼓,有了馬三立,天津的文化才上升為半殖民地文化,畢竟我們自己還留下一點東西。這點東西了不起!但是現在,天津的文化讓我們這些在天津學習生活工作過的人并不滿意。過去天津是三大直轄市之一,前幾天在電視上看各大城市的房價,一線城市怎么樣,二線城市如天津怎么樣,我心想天津怎么變成二線城市了,心有戚戚焉。我覺得天津文化的發展不盡如人意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值得思考的,那么作為一個國家也是,我們能夠代表中國音樂的是什么?
 
 
  你到西方去,和一個外國音樂家交流,你跟他說郎朗,說李云迪,他說不錯。但是畢竟只是費孝通說的第二句———美人之美。第一個美是動詞,是去把別人的美彰顯出來,叫做美人之美,兩個美不同,詞性不同。郎朗彈得再好,也只是西方文化的闡釋者,只能說你中國人了不起,能把西方音樂玩到這個程度,但是話說回來,我們自己的音樂是什么?我們會說,有《二泉映月》。2007年,我帶著非物質文化遺產展演團到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總部,給來自世界140多個國家的代表做了一個演出。我主持并安排了整場節目,當時介紹《二泉映月》的時候我說當小澤征爾第一次聽到這首曲子的時候流著眼淚說了一句話:這樣的音樂是應該跪著聽的。我的翻譯法語非常好,他講完了之后全場肅穆。后來我問她:我說我不懂法語,但是我看全場的反應便知道你一定說的很到位,你是怎么翻譯的呢?他說:我不能直譯啊,不能夠直接說讓大家跪著聽,我就翻譯說,聽這樣的音樂應該像是在教堂聽圣詠一樣。人們就懂了,就是應該懷著一顆虔敬的心來聽它。 
 
 但是話又說回來了,我們的《二泉映月》在國外演出過多少次我不知道,每個團都要去演,包括被中國人奉為圣殿的金色大廳。我幾年前在《環球時報》上說了一段話:金色大廳不過就是個商業性的音樂廳,誰花錢都可以在那里演出,在金色大廳演出不意味著演出之外的任何意義,所以我們中國人在金色大廳演出后就可以向中國人吹噓自己走向世界了,好像那是最高殿堂。今天在金色大廳里演出的最多的就是中國人,一個接一個的團,先是各種專業團體,各種腕兒,現在某個地方退休的老頭老太太的合唱團,某個社區的某個老干部合唱團也可以到金色大廳演出,順便旅游。春節音樂會跑到那兒去做,仔細想想就是笑話:你們中國人過春節,干嘛年年跑我這兒來過?幾年前我們中國駐奧地利使館的文化參贊寫過一篇文章,大體意思是說:謝謝大家的支持,但是以后別來了,送票已經送不出去了,琵琶就是《十面埋伏》,二胡就是《二泉映月》,外國人都會演了。
 
 我希望大家是清醒的,當看到我們當前音樂界的種種文化現象,看到表面的成績時,不忘看看深藏其中的隱憂。建國以來我們從大的方面的確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我們解放前的音樂專門教育就只有上海國立音專,而現在卻能夠如此規模地培養專業音樂人才。但是成就里的問題是很多的。首先我們音樂教育里的技術教育,目前是世界一流的,郎朗、李云迪以及在聲樂、西方器樂國際比賽上獲獎的選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也可以說中國已經是西方古典樂器人才在世界上最大的培訓基地了。大家可能還不知道,西方的古典音樂在西方也已經邊緣化了,也已經淪為中老年人之所愛了,和大家一樣年紀的西方的年輕人,喜歡聽交響樂的可謂是鳳毛麟角,都是另類,找不到女朋友的,別的年輕人都有自己追的明星,都有喜歡聽的流行音樂,你卻在那里聽勃拉姆斯!我們或許以為我們現在很落后,古典音樂在西方很繁榮,其實不是,帕瓦羅蒂后十年的演出行程,大部分是在首爾、東京、臺北、北京,我們中國民族音樂在中國沒人聽。在西方,古典音樂依然是很少被年輕人接受的,我只要到歐洲去,我一定要去聽音樂會,我發現在場的所有觀眾幾乎都是我這個歲數的人,甚至還有比我年紀還要大的,也確實都衣冠楚楚,也許我們聽到這點,稍有安慰。 
 
 西方的藝術教育,也存在一些問題:學作曲,基礎課就是現代的一些作曲手法,傳統的東西他們教的很差,的確很差。再拿素描舉個例子,中國的美術學院素描的基礎課教育全世界最好,上大學還在畫石膏像,西方的學生進校就要學各種現代派的東西,他們的基本功和基礎教學已經落后于中國了。我們必須看到我們的長處,這一點是很了不起的,也許再過20年,世界性交響樂團的樂手,恐怕越來越多都是我們700個音樂院校培養的,當然700個音樂院校也培養不出多少來,還是9大音樂院校在培養這些人才。那么對西方音樂的學習我們這些年,尤其是改革開放的30年取得巨大成就還有一個表現,就是當前在西方活躍著一批以譚盾為代表的中國音樂家。他們先鋒的力度,比西方人還先鋒,而且他們的東方背景,也讓他們的創作都蒙上了一層異國情調,或者在西方人看起來是東方文化,他們這個成功也應該說是了不起的,雖然我個人并不喜歡聽他們的音樂,但是他們的成功也代表著中國音樂在當前世界領域里的地位。有人問我,譚盾的音樂是不是中國音樂,我回答說,這就得看你怎么講,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假如以作曲家的身份作為標志的話,那中國人創造的也可以叫中國音樂。就像也有人問過我《二泉映月》是不是道教音樂,阿炳是個道士,以準確的學術來講,它不是,但是要說道士創作的音樂就是道教音樂,那他就是道教音樂。所以譚盾雖然創作的音樂與傳統民樂沒有直接的關系,也不是主流,但是每一個中國人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功,我們都應該鼓勵。
 
 從歷史角度上看我們還有一個巨大的成功。建國以來,我們國家第一次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進入現代化。從五四開始,中國人一直想從一個傳統的、古老的農業國家,變成一個文明的、現代的工業國家,所以便砸了孔家店、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包括國共兩黨的戰爭,你也可以看成是爭奪中國現代化領導權的戰爭。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之后,開始在中國進行一系列的現代化建設,包括工業、文化等建設,是那個時代的大勢所趨,也是萬民之所想、所向。但那個時代脫離不了那個時代的局限,比如毛澤東主席就曾意氣風發地指著天安門廣場說:“再過20年,這兒都是煙囪!”你可以想象一下,天安門廣場上豎著幾十根煙囪,那是多可怕的現象。但是,一個農民出身的偉大領袖,他身上帶有農業文明的烙印,帶有對現代文明、對工業化的向往,帶有對擺脫積貧積弱中國現狀的美好愿景。
 
 大家關心建國以來當代的音樂史就會知道,我們當時有很多的爭論,也有很多的理想,比如當時聲樂界就提出要建立一個中國的聲樂學派,經過幾十年的努力,這個學派建立起來了嗎?包括金鐵霖老師,他的金式唱法——民族唱法,其實就是中國聲樂學派。這個民族唱法是全世界沒有的,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情。很多教民族聲樂的老師們對我有一種誤解,認為那個臭名昭著的田青,是反對、貶低民族聲樂的。因為我有些批評的言論,比如“罐頭歌手”啊,什么“千人一聲”啊,得罪了很大一批民族聲樂的教育家。但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提出來的看法有我這個高度,沒有一個人如此地評價他們,他們實現了幾代聲樂教育家的夢想,已經創立了一個學派,但是沒有命名好,也沒有系統的總結它,更沒有把這些東西理論化,而且他們的教學還是停留在手工作坊式的狀態。不過我也說過這樣的話,在紀念沈湘的一次活動上,有一位老師就講沈湘很了不起,只是很可惜,沒有寫書。輪到我發言時我說:沈湘不寫書,證明他真的懂聲樂,因為聲樂就是一種高實踐性的藝術形式,不是理論,所有的有關聲樂的理論仔細想一想,都是感性的、感覺的,都是打比方。教學更是如此,比如“聲音靠后點”,怎么靠后啊,靠后多少合適呢?“立起來”,我沒躺著啊!“你打開”,我哪打開啊,我張著嘴呢……所有這些東西都是打比方,都不能推敲。又比如腹腔共鳴,顱腔共鳴。仔細思考一下,顱腔怎么共鳴呢,里面都是腦漿,沒有空間沒有空氣。最簡單的聲音原理告訴我們,共鳴第一要有個共鳴腔,第二要有空氣。我的腹腔怎么共鳴啊?心肝脾胃腎擠在一塊兒,都是肉,都是脂肪。最簡單的話都有問題,更談不上科學。什么叫“科學唱法”?馬克思給科學下的定義就是:能用數學公式表達才叫科學。但是不是沒有成為理論,就沒有成就呢?不是,因為有相當數量的人在學習這種唱法,而且我們聲樂教育已經可以批量生產達到一定水準的民族唱法的歌手規模,而且水平不低,唱某一首歌幾乎跟某些腕兒沒區別。那么當然也就帶來了一個問題,你怎么唱出自己的風格呢?現在的觀眾非常挑剔,非常不理性,非常沒有品位,你怎么讓大家認可你?現在培養出來的民族唱法歌手,幾乎聽不出任何個人特色,因為追求的是一樣的聲音。有一個實際的例子,閻肅跟我說,有一年春晚,四個民族聲樂歌手被安排同唱一首歌,后來根據領導要求改了一句詞,要重錄,第二次錄音時她們誰都不知道那一句是誰唱的,她們自己也聽不出來。因為她們的音色、演唱方式沒有區別,這是個很大的問題。
 
△沈湘及其作品
 
 但是長期以來,沒有人捅破這層窗戶紙。第九屆青歌賽節目組讓我去當評委。復賽時我一天聽了幾十個,聽來聽去就聽煩了。第一個感覺是,上百人唱的就只有那么幾首歌,聲樂教學用的歌曲同時又適合比賽的歌曲,真的很少。第二個感覺是我閉著眼聽,幾乎聽不出區別來。所以后來很偶然地讓我點評,我這一肚子火便被我委婉地說出來了。我說:我聽他們唱呢,感覺到一個問題,唱的都不錯,但是相似性太大。上世紀50年代沒有電視,電臺里播放歌曲的時候,我們很快就能分辨出是哪位歌手。一聽,這是馬玉濤,這是王昆,這是郭蘭英,這是李光曦,這是吳雁澤……絕對聽不錯,我說我現在光聽不知道誰唱,我必須到屏幕那里去看。我一聽是宋祖英在唱,到電視那一看不是,不認識。這種“千人一聲”恐怕不是藝術的發展方向,而且是藝術的大敵。當時我就呼吁“拒絕平庸,追求特色”。節目播出的第二天,電視臺的人跟我講,全國各地的人們紛紛打電話說“戴眼鏡的那位評委”講得好,他說出了我心里的話。
 
 但是我實際上想說的是藝術教育的本質、包括藝術的本質是什么?這是個大問題。藝術就是要有特色,沒有特色就沒有前途,所以齊白石當年說了一句話:似我者死,學我者生。但是從我提出這個觀點之后,似乎沒有起到一點作用,這種趨勢反而愈演愈烈。前年元宵節,我有幸和我們主管文化的領導坐在一起,談到民族聲樂的問題,我就開玩笑說:過去我不知道誰唱的話,只有看一眼才知道,可現在看也看不出來了,因為她們現在都一樣,都貼眼睫毛,割雙眼皮,鼻子矮的墊、高的磨,長得都一樣了。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民族唱法的歌手們10個有9個要穿18世紀歐洲的拖地長裙,我后來才知道,因為穿那個裙子才能穿這么高的高跟鞋。 
 
 如果說我們的700所音樂院校,都用一個模子在培養我們的學生的話,你說我們會有怎樣的一個結果呢?我覺得這個問題我們的老師應該想,我們的學生也應該想。我舉個例子吧,我們在這里讀書時剛進校就有一個新生演唱會,看那些唱歌的女孩子,覺得一個個都很漂亮,一個個唱的都好,可是學了3年之后,在畢業音樂會上,絕大部分唱不了了,而且我畢業幾十年了,我同屆的聲樂系的學生,沒有一個人從事聲樂這一行,或者說沒有一個人還在舞臺上唱歌。我們的音樂教育應該反省了!為什么我們當時要追求這么一種唱法?所謂的“科學唱法”,這是整個時代造成的,因為我們從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的時候全社會就認為工業化、認為科學是至高無上的。
 
 一直到明清、到民國時期,我們說得出來的大樂種有上百種,還有幾個大的體系,比如北方以管子為主的笙管樂體系,以嗩吶為主的鼓吹樂體系,包括十番的體系,包括南方從江南絲竹到潮州音樂到福建南音等等這一類的民族器樂,起碼有上百種,但現在還剩多少呢?我們有一個時期是呼吁民族器樂改革和發展的,也是在那個時候,很多人認為我們已經是新中國了!兩根管子,四攢笙,兩個笛子,加上鑼鼓,就能代表我們新中國么?不能,所以一定要追求大,同時,那個時代我們有個目標,從經濟發展、工業建設、到文化發展,就是向西方看齊,因為當時我們認為那是先進的。所以我們器樂發展的道路就是我所講的彭修文模式,他把各具特色的民族樂器按照西方交響樂隊的編制整合在了一起。不過民族樂器的性格很奇怪,和中國人的性格正相反。西方人講個性,就算到了墓地也會發現每一塊墓碑都不一樣,都是藝術品。在中國,到八寶山一看,全是一模一樣的。中國人不講個性,講“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所以中國人的個性不敢張揚。但是樂器不同,西方的樂器能和在一起,中國的樂器卻和不到一塊兒,更不好對其進行平衡和量化。我們當時學西方的配器法,說一把小號等于8把小提琴,你說一根嗩吶等于多少把二胡?怎么配音量就平衡了?100把都沒用!最可惜的是,有幾代中國最優秀的民族器樂家們把一生當中絕大部分的精力用在了跟自己的樂器較勁上,六孔的勻孔笛跟樂隊合不上怎么辦呢?現在大樂隊笛子手除了譜架外旁邊還有一個臺子,擺幾根笛子,G調就拿G調笛子吹,換個調就換個笛子,一個調一個笛子,所以彭修文能模仿西方的模式把這些樂器整合在一起。但中國傳統的勻孔笛怎么轉調呢?“五調朝元”,一個笛子就能轉五調還能轉回來,現在音樂學院不學這個了,我們追求十二平均律的音準,有沒有道理呢?有道理,你跟樂隊合作,之前那種勻孔笛肯定不行,但是換句話說,為什么我們民族音樂非得做的跟西方的樂隊一樣呢?當時毛澤東還有一句話就是:西方有的我們都要有,西方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在那樣一個時代,這是必然的思潮。中國人一百年來受屈辱,從八國聯軍、英法聯軍到日本,總是挨打,所以中國人開始思考富強的途徑。五四時期反思的一個共識是,中國落后的原因就是文化的落后,于是當時就提出“砸爛孔家店”,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老祖宗開刀,把我們的落后歸結為是老祖宗不爭氣。 
 
 當我剛開始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時候,有位記者問我什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哪些東西需要保護,能不能概括地說一說,我突然想起魯迅先生1925年的時候的一句話:“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那個時候魯迅把這些東西都當作腐朽、落后的文化。所以魯迅罵中醫,不喜歡梅蘭芳,他也聽不懂京戲,他們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覺得中國發著霉味的腐朽的東西太多了,他們要清掃這個屋子。怎么清掃?一個是打開門窗,讓西方空氣進來,一個是清空自己的房子。“五四”就是清空,就是把中國這臺電腦格式化,所以在這么一個過程中,很多中國的傳統文化被拋棄了,包括中國民族器樂的演奏形式衰敗。舉一個更明顯的例子,中國是戲曲大國,我們講中國的五千年文化,有幾個高峰,唐詩宋詞元曲,而明清的高峰是什么呢?一個是工藝美術,從瓷器到景泰藍,明清家具,還有一個是傳統地方戲。地方戲的形成和中國多元一統的文化格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由于地域、交通等原因,每一個地方都有他不同的方言,所謂“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風”。一直到上個世紀60年代,中國還有387個地方戲,將近400個劇種。什么叫劇種呢?每個劇種要有自己獨特的音腔體系,獨特的伴奏樂器,代表性的劇目起碼要有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還要有多年實踐才能涌現的名角,還要有經過多年培育才能夠形成的觀眾群,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劇種。改革開放30年,現在進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劇種只有100多個,現在大致統計,中國現存的劇種最多只有200個左右,也就是說有一半左右的劇種在我們眼前消失了,就是再也演不成戲了,沒有劇團了,沒有演員了,也沒有觀眾了,觀眾都到哪去了?觀眾都到北京、上海、天津去了。
 
劇種,包括樂種是中國多樣文化的財富之一。進入21世紀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了兩件大好事,一個是簽訂了《保護生物多樣性公約》,一個是簽訂了保護人類文化多樣性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這代表著人類開始反思,第一是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有一個統計,200年里,陸地上的物種消失了三分之二,海洋里的生物消失了三分之一,我們都知道熊貓是珍稀保護動物,但是不知道的物種消失的太多了。我在天津長大,那時候夏天下完雨滿天都飛的是蜻蜓,小時候我能叫上名的蜻蜓就有十幾種,夏天中午睡覺,滿街都是知了的叫聲,現在還有嗎?當現在滿大街只剩人類的時候,這個地球并不美好。文化也是一樣,假如全世界都像今天這樣,都吃麥當勞,穿阿迪達斯的衣服,同一天看好萊塢的大片,半夜起來同一個時間看同一場NBA的球賽,這不叫文化大同,這叫同衣同食。當特色文化被這樣一種可以大量復制的、彌漫全球的所謂主流文化要挾,那這個世界還美好嗎?所以說今天早晨我的鍋巴菜之旅,其實也是在維護文化的多樣性!當然,這是開個玩笑。但是這樣的一種追求,反射到我們音樂領域里面呢,也顯現出很多問題。

昆曲《牡丹亭》

 
 現在剩下的這100多個劇團,正在艱難地掙扎著,他們都面臨同一個問題,比如縣里的一個地方劇團本來是要解散的,但是趁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東風,給撥了50萬的款。半夜十點打個電話來說編了一出新戲,讓我去支持,我說我不去,你不跟我說我也知道你那是什么戲,你是怎么編的,縣里劇團有錢了去請省里人作曲,省里有錢了去北京找人,找的這個人一定是專業音樂學院畢業的專業作曲家,但是作曲家學的是西方的作曲方法,一輩子都沒聽過他們的戲,哪像是于會泳這樣的對京劇的了解,一肚子鑼鼓經啊!包括譚盾、葉小綱、郭文景、瞿小松,當年都是玩樣板戲出來的,都是團里的樂手,不學地方戲,能寫出那樣的東西來嗎?樂隊過去就是三大件,但現在加古箏,加琵琶,加大提琴……現在所有地方戲的伴奏都加了大提琴,我問他們為什么要加,他們說沒有大提琴就沒有低音,我說為什么要有低音呢,他也說不出來。而且我們都知道,院校出來的拉大提琴好的首先是進中央的團,其次的是天津交響樂團,最次的進天津評劇院,所以直接影響了原本很好的效果。學習外來的藝術,可以啊,為什么不加非洲鼓呢?
 
 所以藝術的同質化現象是中國藝術發展的大病,再加上鋪天蓋地的娛樂化,我認為現狀堪憂。如此下去,中國所有的傳統文化,首先會邊緣化,然后逐漸消失。所以近十年來,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我投入了全部精力。在這期間,我沒日沒夜的工作,大病兩場。我之所以全身心地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愛好。現在,遠到新疆吐魯番、貴州山區、寧夏鄉村當地人都知道“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因為這是建國50周年來,我們文化部做的各種工作中最得人心的一件。所以這股熱潮蔓延的如此迅速,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果。現在中國世界性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項目一共有29個,全世界第一,而2001年,中國的第一個項目“昆曲”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作的時候,國內所有報紙媒體,只登了豆腐塊大小的版面報道這件事情,而同時,日本的所有媒體都頭版頭條報道了日本“能”的入選,并且舉國歡騰。
 
 我們十年前不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一心一意奔現代化,除了經濟建設的成就什么都不信,后來不斷有人覺悟,有真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者,也有以此為噱頭的文化商人,比如炒作“納西古樂”的宣科。但不可否認,他們是最先的覺悟者。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成功可以拉動該地區的知名度,可以為經濟創收,所以就形成了一股“申遺熱”。我怎么看待“申遺熱”呢?我認為,沒有這個“熱”事情辦起來會有阻力,在中國很奇怪,政府主導成為辦事的關鍵。但是政府一管卻又容易出偏差,所以兩害取其輕,先讓他熱起來再規劃,總比煙消云散的好。
 
 
 
 音樂類國家級非遺有100多個,但是目前的狀況也是堪憂,現在出現的問題是“重申報、輕保護”,地方上花錢要申報,然后申報上就不再管了。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現在如何傳承和保護傳統音樂的問題,有些歌者、樂者的消失是歷史的必然,產生它的生活環境、生產方式都消失了,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舉個例子,現在科技進步,造船技術相當發達,拉纖的纖夫都不存在了,“三峽號子”還能存在么?長白山有“伐木號子”,上坡有上坡號子,下坡有下坡號子,分工非常細致,內容也很豐富,但現在通通消失了。當然也有一種保護方法,有些年輕人在非遺大潮中對本地文化產生了新的認知和熱愛,比如武漢的一些年輕人,他們找老船工學習長江號子,然后上臺表演,請我去看,一群年輕人帶著眼鏡光著膀子露著一身白肉,做著拉船的動作,唱著號子!我當然得鼓勵了,但這是最好的方法嗎?不一定,也許更適合用博物館式的保護方法,用現代的手段把這些東西錄音錄像,讓后人知道之前的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真實狀態。還有一個保護難題是民歌,怎么保護傳承,這些年在挖掘“原生態”民歌并推向媒體的過程中,我發現并力推了一些歌手,比如山西的“羊倌歌王”石占明、云南“海菜腔”的李懷秀、李懷福兄妹。
 
 
△“羊倌歌王”石占明
 
 第十一屆青歌賽時,這兩個人唱得真好。首先是嗓子好,會唱歌、還有“海菜腔”本身那種悠揚和高亢,是占盡天時、地利、人和,所以他們的獲獎是必然的。其實研究青歌賽也不失為是一個做論文的好角度,里面有很多的現象值得我們去研究。比如第九屆時我提出問題,第十屆就出現了來自藏區得金獎的索朗旺姆,在當時聲樂教育界是一片嘩然。有一個專業院校的選手賽后問我:田老師,我從小喜歡音樂,上了六年附中,跟著全國最好的老師學習,還在考研,你給我打86分,他一個放羊的,一天聲樂沒學過,你給他打96分,公平嗎?我說:在藝術上我是公平的,你背后的這些辛苦只能贏得我的同情甚至尊敬,但是沒有辦法影響我審美的判斷。
 
△索朗旺姆
 
 但是他的這個想法也讓我反思,就是應該怎么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在索朗旺姆得獎之后,掀起一股維護專業音樂教育的尊嚴和權威的潮流。某一個全國的聲樂會議上,有一位發言說要批評田青的聲樂思想,我聽后哈哈大笑。我說我哪有什么聲樂思想,我就只是說你們別都唱的一樣。但沒有辦法,我是音樂學家,我只能對音樂的本體負責,所以到了第十一屆,就出現了一個大的反復,李懷秀、李懷福的演唱方法與專業院校教的所謂“科學唱法”完全相反,“科學唱法”要求真假聲統一,但“海菜腔”講究的是真假聲的對比和交替,是對比的美,決賽時,評委們給出了相差不小的分數,我當然給的是最高分,但大部分評委給了較低的分數,理由是“你們唱的很好,但缺乏專業、系統的訓練。”一直到第十二屆青歌賽單獨成立了“原生態”組,李懷秀、李懷福才名至實歸的得了金獎。
 
△李懷秀、李懷福
 
 回到展望未來的主題,我們的昨天和今天要有聯系和傳承,才會有未來,如果我們割裂了昨天和今天,就不會有明天。至今我做的所有的工作,只有兩個目的,一個是接續歷史,一個是保護文化多樣性。舉個剛才的例子,在座如有吹笛子的同學,你可以去找民間藝人學學如何吹笛子轉五個調,學學昆曲中昆笛是怎么吹,要把民族的東西學會,不能兩眼只盯著外國,并把他當成唯一的未來和目標。
 

 
 現在中國這個問題很大,包括建筑,你現在到每一個城市,都不知道是在哪里,沒有特色,幾乎一模一樣的高樓大廈。我們年輕時,腦子里每想到一個地名,都有一幅圖畫,可是現在都一樣了。文化多樣性破壞了,文化傳統喪失了,這就是我們的現狀,所以我想講我們民族音樂的未來,首先第一步就是接續歷史,我跟我的學生說放假留作業,每個人回到自己的家鄉,跟你的爺爺、奶奶學首民歌,學段地方戲。我讀研究生的時候,楊蔭瀏唱昆曲,親自教我們唱《山門六喜》,他對民間音樂的熱愛和了解,深深地影響了我。包括徐榮坤老師教我們唱的山西河曲的一些民歌,這些是我們精神的基因。生物的基因決定我們生下來就是黃皮膚、黑眼睛,而民族文化,是我們精神的基因。所以,你們學民族音樂的同學一定要解除沒有任何道理的自卑感,我當年在校學習的時候,發現拎著二胡盒子和拎著小提琴盒子的同學脊椎的彎曲度是不同的。大可不必,你要把自己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人,你在學習我們祖先留下來的寶貴的東西,你為什么要自卑?你自卑那是因為你還沒有學到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你真是大演奏家的話,你就不會自卑了。另外一點是,作為音樂學院的學生,你要開闊視野,要對藝術、文化有所了解,音樂分三層:最上的層次是文化、接下來是藝術,最下面才是技術。我們現在常常是只學技術、忽略藝術,更沒有文化。我寫過一篇文章,講到本來我們的教育是藝術的教育,但不知道為什么用了運動場上的口號:“更高、更快、更強!”弓子速度越快越好,甚至有些音樂家號稱是“亞洲第一快手”。其實速度是競賽運動員才追求的,在音樂中只是藝術的一個手段。同學們在學習過程中要注意這一點,一定要把基礎打的深、厚,你才可能在藝術上最后有個突破,所以在學習技術的階段你必須要循序漸進,把基礎打好,當你在往更高層次進發的時候,請你一定要考慮清楚,如何發揮好你的長處,什么是你的短處,揚長避短,找到自己的特色。
 
 對中國音樂的未來我沒有任何靈丹妙藥,我是憂慮大于信心,我常常說自己是一個按照樂觀主義的方式辦事的悲觀主義者,骨子里還是悲觀的,但是還是盡人事,聽天命。因為作為音樂學家,我只能寫、只能講話,能對這個社會有多大的影響,我不抱太大希望。我只求無愧于心,也無愧于我所愛的藝術,再具體說呢,無愧于我的母校。今天徐榮坤老師來我特別高興,我能在后來做原生態的推廣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真是和母校的培養分不開。
 
 謝謝大家。
 
 
 
提問環節
 
 田青老師講座完后,已到中午十二點,同學和老師們還有很多問題想與田青老師探討。
 
 學生代表問:我是藝術管理系學生,我們現在也在跟著老師做一個民樂推廣項目,作為青年學生,您認為我們怎么做才能發揚傳承我們的民族音樂?
 
 田青老師:我想先更正一個概念,我主張的還是文化多樣性,包括大樂隊,現在是我們華人世界主流的一種演奏形式,樂隊其實是按西方的模式建立的,這也是我們工業化、脫離農業社會的必然選擇。我上世紀90年代寫過文章關注過民族樂隊,我曾經提倡三種模式,一種是彭修文模式,一種就是所謂的新潮音樂,就是譚盾那種先鋒派的東西,還有一種就是恢復中國之前各個樂種的形式,比如說南音,十番,就用他們的樂譜和演奏形式,我想如果是大大小小、根據樂種、環境地域不同產生的各有特點的代表性的樂隊,那是民族器樂發展的一個模式。所以你們怎么推廣,你們年輕人會比我們做得更好,比如說網站,對我們的推廣大有裨益。
 
 老師代表:佛教音樂對我們的精神確實是有一個啟發作用,但是如何能夠更好的讓一般的人了解到佛教音樂,有哪些途徑呢?
 
 田青老師:現在的佛教音樂也有很多的層次,我所研究的是佛教的傳統音樂,從它的梵唄到法事音樂,這個活動我在十幾年前就結束了,因為老一代出家人都已經過世,新的年輕一代并沒有很好的傳承下來,現在到廟里聽到的是沒完沒了地反復播放的觀音圣號,其實不是,現在佛教音樂也有傳承,廣義狹義,現在還有些作曲家、音樂人信佛,他就自己創作這些東西,器樂上比如說古箏曲,這些就是廣義的佛教音樂傳承,也有一些好處,起碼是一些信佛的人做出來的。先不說技術和音樂的藝術性,從追求上和審美上來講,起碼比較清靜、干凈,能讓人們從喧囂當中解脫出來,不過這種創作也是魚龍混雜,商業化味道濃厚,所以我們欣賞佛教音樂時也要有所選擇。
 
 
 
 (《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來源微信: 田青思想館 

      主編/ 泠然
         值班編輯/張黎黎  武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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